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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共中央機關報刊與部門報刊歷史沿革考述

      來源: 天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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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共中央機關報刊,在黨創立初期和大革命時期創辦的有《新青年》、《共產黨》、《向導》、《前鋒》、《中國共產黨黨報》、《熱血日報》、《中央政治通訊》等;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創辦的有《布爾塞維克》、《紅旗》、《黨的生活》、《實話》、《黨的建設》、《紅色中華》、《紅星報》、《斗爭》等;抗日戰爭時期創辦的有《新中華報》、《解放》、《群眾》、《新華日報》、《共產黨人》、《華商報》、《解放日報》等;解放戰爭時期創辦的有北平《解放》報、《新華周刊》、《人民日報》、《學習》等;新中國成立以后創辦的有《紅旗》、《求是》等。中共中央機關報刊的歷史,真實反映了我們黨思想路線變化的軌跡,生動記錄了我們黨理論水平提高的過程,忠實記載了我們黨英勇斗爭實踐的業績。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共中央機關報刊;歷史沿革

      中國近現代政治報刊甫一出現,就成為影響和傳播政治思想和政黨意圖的有力工具,中共中央機關報刊也不例外。它是中共黨內外政治信息溝通交流的利器,生動地記錄了大量社會政治狀況和中共發展成長的情況,是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中國共產黨歷史的重要資料。本文力圖對中共中央機關報刊的歷史沿革作一梳理,并擇要介紹。

      一、中國共產黨創立初期和大革命時期創辦的中央機關報刊

      《新青年》原名《青年雜志》,創刊于1915年9月15日,從1916年9月1日第2卷第1號起改稱《新青年》,主編陳獨秀。該刊從1920年9月1日第8卷第1號起改為中共上海發起組公開的機關刊物,并設立了《俄羅斯研究》專欄,連續發表30多篇文章,介紹蘇俄和共產國際的革命運動情況和建黨經驗,幫助廣大民眾和革命青年深入系統地了解共產黨的性質、綱領和組織原則,提高對黨的認識,為建黨作了思想上、理論上的準備。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中共在廣州召開三大后,決定改組休刊的《新青年》,使之成為中共中央的理論性機關刊物,瞿秋白主編,初定為季刊,因故脫期,前后僅出了4期,1924年12月休刊。1925年4月,中共四大決定改《新青年》為月刊,彭述之、羅亦農先后任主編,因經常脫期,實際上成為不定期刊,1926年7月停刊。

      1920年11月7日,中共上海發起組又創辦了黨內理論刊物《共產黨》月刊,李達主編,16開本,共出版7期。這是第一個鮮明舉起共產黨旗幟的刊物。該刊選定蘇俄十月革命三周年的日子創刊,以表明它的歷史使命就是要宣傳在中國建立一個布爾什維克式的政黨,走十月革命的路。《共產黨》在第5號的《短言》中明確宣布:“我們共產黨在中國有二大使命:一是經濟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強調共產黨要“用光明正大的態度,挺身出來,硬起鐵肩,當擔這改造政黨改造政治改造中國的大責任”。

      《新青年》、《共產黨》這兩個刊物基本上反映出中共在建黨初期的思想認識水平和理論水平,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發揮了重要作用,是中共中央機關報刊的發端。

      1922年8月,中共中央決定創辦第一份機關報《向導》周報,以宣傳黨的主張,推動國民革命運動。9月,《向導》創刊于上海,先后由蔡和森、彭述之和瞿秋白任主編,后來雖然幾易出版地點,但堅持出版發行五年。《向導》為16開本,開始出版時是每期8頁,從第142期起增加到12頁,到第144期又增加到16頁。《向導》創刊時不分欄目,從第7期起設置欄目,開辟了“時事短評”專欄,將短評和長篇文章分開。從第25期起,不再刊登長篇文章,全是時事述評性質的文章,分別刊載在“中國一周”、“世界一周”兩欄。第55期又將這兩欄合并為“時事評論”一欄,并恢復刊登比較長的文章。同期又開辟“寸鐵”專欄,其特色是文章短小,精悍尖銳,善于抓住要害揭露與打擊敵人,這個專欄一直辦到停刊為止。《向導》還有“讀者之聲”欄,專門發表讀者的意見和答讀者問。陳獨秀在《向導》上發表文章258篇。中共早期的主要成員蔡和森、瞿秋白、高君宇、彭述之、毛澤東、周恩來、趙世炎等也在此刊上發表過文章。1927年7月18日,《向導》全文刊載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時局宣言》,揭露“國民政府在反動陰謀之下的政局”并停刊,共出201期。

      中共中央還創辦了另一份機關刊物《前鋒》,規定這是黨對“中國及世界的政治經濟的研究宣傳機關”(《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上),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第7頁。)。它于1923年7月1日在廣州創刊,由瞿秋白主編,1924年2月1日出第3期后即停刊。它側重于對中國革命的一些專門問題進行系統的分析研究,以詳細的統計數字和實際資料為根據,闡述自己的觀點,體現了黨刊注重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

      1923年6月,中共三屆一中全會決定創辦一份不定期的刊物作為黨報,以此形成“黨內問題討論及發表正式的議決案、報告等之機關”(《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上),第7頁。)。11月30日,《中國共產黨黨報》正式發刊,陳獨秀任主編。1924年5月間已編印4期,停刊日期不詳。第1號是三屆一中全會文件,第3、4號是1924年5月召開的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的文件。《中國共產黨黨報》停刊后,中央又出了《校刊》。從內容和形式看,是《黨報》的繼續。現僅存第6、7兩期。1926年5月1日出版的第6期上,主要登載了1926年2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央特別會議文件。第7期內容包括對當時政局的觀察、上海工人運動和湖南農民運動的介紹等。

      1925年5月,五卅運動爆發后,每周出版一期的《向導》已經不能適應形勢迅速發展的要求。為了及時報道和指導五卅運動,中共中央決定創辦一個大型日報——《熱血日報》。

      《熱血日報》是建黨以來我黨的第一份日報,1925年6月4日創刊,瞿秋白任主編。4開4版,設有專欄,如社論、本埠要聞、國內要聞、國際要聞、緊要消息等。還設副刊《呼聲》,刊登小評論、雜文、通訊和文藝等。《熱血日報》在發刊詞中指出:“創造世界文化的是熱的血和冷的鐵,現世界強者占有冷的鐵,而我們弱者只有熱的血,然而我們心中果然有熱的血,不愁將來手中沒有冷的鐵,熱的血一旦得著冷的鐵,便是強者之末運。”

      《熱血日報》自創刊伊始,即投入推動五卅運動,積極支持全國各地的反帝斗爭。該報兩旁印有“全國各界聯合一致對外,各業罷工者聯合起來啊。中國人不能受外國人統治,中國人的上海歸中國人管理”等醒目的口號,其發行量曾達3萬多份。由于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迫害,出版僅20余天,6月27日被迫停刊。

      《中央政治通訊》(亦稱《中央通訊》、《中央通信》等),是1926年至1930年間中共中央主辦的一個政治刊物。由于至今沒有見到第一期,所以具體創刊時間不明。曾屬中央黨報委員會領導,具體工作先后由中央秘書處、中央組織局承辦。創辦初期是供“中央局負責同志及重要區域負責書記了解各方面工作情形及決定政策時之參考”的“黨內最機密最重要的政治刊物”。八七會議后改為黨內公開刊物,目的“不僅是有系統的公布正式的黨的決議指令,并且要引進極廣泛的黨員群眾來參加黨的生活”。(轉引自邢永福、趙云云:《〈中央政治通訊〉簡介》,《黨的文獻》1989年第6期。)1928年底改為黨內不定期刊物,明確為中共中央文件匯編性質。

      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創辦的中央機關報刊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出版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10月24日,《布爾塞維克》在上海創刊,先為周刊,從第20期起改為半月刊或十日刊,從第29期起改為月刊,后來逐漸演變為黨中央的理論性刊物。1932年7月1日出版最后一期,被迫停刊,歷時近五年,出版52期。初期編委會主任為瞿秋白,后來蔡和森、李立三、張聞天為該刊編委會主任。

      中共中央還秘密創辦了一份機關報《紅旗》。1928年11月20日在上海創刊,初為周報,后改為三日報,由羅綺園任主編。1至4期為16開本,5至23期為32開本,24至126期為8開本。1930年8月2日,《紅旗》停刊,共出版126期。

      1930年8月15日,《紅旗》與中共中央宣傳部秘密出版、公開發行的通俗報紙《上海報》(1929年4月17日創刊,李求實主編,謝覺哉等編輯)合并改組為《紅旗日報》,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秘密出版。《紅旗日報》從創刊號開始到第161期為止,在報頭左側和下側相繼注明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總編輯(主編)先后是潘文育、王稼祥,采訪部主任是潘漢年。1931年2月14日,從第162期開始,報頭下側注明《紅旗日報》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和江蘇省委機關報”。3月8日,《紅旗日報》停刊,共出版182期。

      1931年3月9日,《紅旗日報》改為《紅旗周報》,并恢復為中共中央機關報,鉛印,秘密出版,主編張聞天。1933年8月31日,從中央蘇區出版第59期起,又改稱《紅旗》,為半月刊。1934年3月1日終刊,共出版64期。《紅旗》三日刊時理論色彩較濃,日報時政治綜合性強,周刊是理論性刊物。

      從黨的六大《宣傳工作決議案》看,《黨的生活》在六大以前就已經出版了。現在能見到的只有1929年1月1日重新出版的第1期至1930年6月15日出版的第11期和無期號的一期。這是中央的黨內刊物,主要作者有向忠發、李立三、劉少奇、胡錫奎等。

      1930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理論刊物《實話》在上海創刊,主編王稼祥。主要內容有中共中央的決議、宣言、通告,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件,探討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文章。1931年3月5日停刊。

      還有一份《黨的建設》,創刊于1931年1月25日,1933年3月8日停刊,現在保存下來的有1—12期。《黨的建設》是研究王明“左”的錯誤的重要史料。

      1931年12月11日,《紅色中華》在江西瑞金創刊,每周出版一期,初期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機關報。周以栗、王觀瀾、楊尚昆、李一氓、沙可夫、謝然之、瞿秋白、任質斌等先后任主編。

      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由上海遷入中央蘇區瑞金。1933年2月4日,《紅色中華》在第49期第4版刊登的《特別通知——關于紅色中華的通訊員問題》中稱:“我們認為健全我們的機關報——紅色中華——是極端必要的,我們決定:改紅色中華為黨團、政府與工會合辦的中央機關報。”從1933年2月7日第50期開始,《紅色中華》改為中共中央、中央工農民主政府、中華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聯合機關報,鉛印,每周出版兩期。1933年6月17日,《紅色中華》第86期又改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從1933年10月12日第118期開始改為雙日刊,星期日休刊,每周出版三期。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后,《紅色中華》在瞿秋白領導下仍堅持出版過若干期,隨后暫時停刊。1935年11月25日,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在瓦窯堡復刊出版第241期,仍為中共中央、中央工農民主政府的機關報,主編任質斌。1937年1月25日《紅色中華》(第324期)停刊。

      《紅色中華》在瑞金時期是鉛印4開報紙,每期最少出兩版,一般出4版到8版,最多加印到10版。初期銷路不到1萬份,后來經過改組,發展了一批通訊員,增加了地方消息的報道,改進版面,報紙的銷量增加到4萬份。

      《紅星報》是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1932年1月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的機關報,1931年12月11日于瑞金與《紅色中華》同時創刊。鉛印4開,毛邊紙印刷。開始是五日刊,實際上是不定期刊,短則兩天一期,長則半個月一期,一般為4開4版,有時出兩版或6到8版。在中央紅軍1934年10月開始的長征途中,《紅色中華》暫時停刊,《紅星報》是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唯一報紙,實際上起到了黨中央機關報作用。先后由鄧小平、陸定一等負責編輯。目前所見的最后一期系1935年8月3日出版。

      1932年1月21日,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創辦了機關報《斗爭》,系油印,16開本,不定期出版,主編張聞天。1935年7月5日停刊,一共出了79期,通稱上海版。臨時中央遷往江西瑞金后,也出版了《斗爭》,作為中共蘇區中央局的機關報,1933年2月4日創刊,主編張聞天,每10日出版一期,鉛印。1934年9月30日休刊,共出版73期,發行量達271萬份,通稱蘇區版。紅軍到達陜北后,《斗爭》作為中共西北局的機關刊物延續蘇區版的期號繼續出版,社址在延安,出版了28期。1936年改為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出了25期,1937年3月出版第127期后停刊,通稱西北版。

      三、抗日戰爭時期創辦的中央機關報刊

      為適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937年1月29日將《紅色中華》改為《新中華報》,其報紙刊號延續《紅色中華》為第325期。中共中央還決定將紅色中華通訊社改稱新中華通訊社,社長是秦邦憲。9月9日,《新中華報》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機關報改為陜甘寧邊區政府機關報。1938年12月25日,《新中華報》停刊,共出版474期。1939年2月7日,《新中華報》(刷新版)創刊,期號為“刷新第一號”。《新中華報》(刷新版)在其創刊號的社論中說:“從今天——民國二十八年二月七日起,新中華報改組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之一。同時,它也是陜甘寧邊區政府的喉舌。”《新中華報》(刷新版)共出版了230期。1941年5月15日,《新中華報》(刷新版)停刊。

      193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又在延安創辦了機關刊物《解放》周刊,后改為半月刊,張聞天任社長兼主編。該刊一度在國統區發行,在全國各大城市設發行點,發行量最高時達5萬多份。1941年8月31日為集中力量辦好《解放日報》而停刊,共出版134期。

      《群眾》周刊于1937年12月11日在武漢創刊,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后,遷至重慶繼續出版,由周恩來直接領導,社長潘梓年,主編先后有許滌新、戈寶權、喬冠華。1946年6月3日,中共中央將《群眾》周刊從第11卷第5期遷到上海,仍由周恩來直接領導,主編李維漢。《群眾》周刊在1947年3月2日出版第14卷9期后暫告停刊,從此,黨中央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出版發行的機關報刊被全部扼殺。在刊物被國民黨政府封閉前,1947年1月30日《群眾》周刊已在香港刊行香港版,1949年10月20日在香港終刊。

      1938年1月11日,《新華日報》在武漢創刊。每日出對開一張,發行量1萬多份。社長潘梓年,總編輯先是華崗,后為吳克堅等。武漢10月25日淪陷,《新華日報》24日在武漢停刊,25日在重慶繼續出版。周恩來擔任《新華日報》董事長,直接領導該報的出版發行。《新華日報》是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的一面旗幟。1939年5月,中共中央公開向國民黨說明《新華日報》是代表共產黨的言論機關。毛澤東對《新華日報》予以高度評價,說它如同八路軍、新四軍一樣,是黨領導下的又一個方面軍。1947年2月28日被國民黨政府封閉。

      1939年10月,中共中央還在延安創辦了內部刊物《共產黨人》,總編輯張聞天,李維漢擔任編輯主任。毛澤東為該刊撰寫了發刊詞,稱之為“專門的黨報”,其中談到了創刊的宗旨:“幫助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頁。)它于1941年8月終刊,共出19期。

      《華商報》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香港刊行的機關報。1941年4月8日由范長江主持出版,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被迫停刊,1946年1月4日復刊,1949年10月15日終刊。

      1941年4月,中共中央決定創辦大型機關報《解放日報》。5月15日,中共中央就出版《解放日報》等問題發出通知:“5月16日起,將延安《新中華報》、《今日新聞》合并,出版《解放日報》,……一切黨的政策,將經過《解放日報》與新華社向全國宣達。《解放日報》的社論,將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執筆。”(《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頁。)報社社長先后有秦邦憲、余光生(代)、廖承志等,總編輯先后有楊松、陸定一、余光生等。1942年9月,中央決定《解放日報》兼作中共中央西北局機關報。至1947年3月27日停刊,共出版了2130期。

      四、解放戰爭時期創辦的中央機關報刊

      北平《解放》報是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出版的機關報。1946年2月22日在北平創刊,三日刊。自第27期起改二日刊。5月29日與新華社北平分社同遭國民黨政府封閉,共出37期。

      抗戰勝利后,為了在國際上展開爭取和平民主的輿論斗爭,我黨于1946年5月17日創辦了16開的英文刊物《新華周刊》。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份外文機關刊物,總編喬冠華,編譯關振群、孫一新,由同情中國革命的法國商人密須里埃承擔印刷,周恩來的秘書兼翻譯龔澎負責發行,編輯部設在上海法大馬路(今金陵東路)23號。《新華周刊》及時向全世界報道中國當時所發生的重大政治新聞,宣傳我黨的方針、政策及對國共和談的立場,介紹宋慶齡福利基金會的工作計劃,揭露國民黨內戰的陰謀等,內容豐富,通俗生動。國民黨上海當局于6月5日查禁了《新華周刊》,前后共出版三期。

      1947年3月27日《解放日報》停刊后,由于戰爭環境惡劣,辦報極為困難,黨中央決定暫由新華社和陜北的新華廣播電臺代行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作用。黨的決議、指示和中央領導人的重要講話、文章常以新華社評論的名義發出,繼續指導全國人民的革命斗爭。

      194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華北局機關報《人民日報》在河北省平山縣里莊創刊,為代中共中央機關報。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2月2日始,《人民日報》出版北平版和平山版兩個版本。3月14日,《人民日報》平山版在報眼位置刊登了《本報移平出版啟事》:“本報自近日起正式遷移北平市出版。北平解放后先設之本報北平版,改版《北平解放報》。”8月1日,《人民日報》由代中共中央機關報轉為正式的中共中央機關報至今。

      1949年9月15日,中共中央還在北平創辦了一份全國性的理論刊物《學習》,其主要任務是輔導干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初為月刊,后為半月刊,1958年10月停刊,共出145期。

      五、新中國成立以后創辦的中央機關報刊

      為適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需要,加強黨的建設和黨對實際工作的理論指導,1958年5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五中全會決定“由中央主辦一個革命的、批判的、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雜志,定名為‘紅旗’,每半月出版一次”(《人民日報》1958年5月26日。)。由中央和地方的有關負責同志36人組成編委會,總編輯陳伯達,次年任命胡繩、鄧力群為副總編輯。《紅旗》于1958年6月1日在北京正式出版。初為半月刊,后改為月刊,1980年1月恢復為半月刊。1987年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央機構改革領導小組關于中央、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其中有“撤銷紅旗雜志社,由中央黨校主辦一個黨內的理論刊物”(轉引自蘇星:《〈紅旗〉停刊與〈求是〉創刊》,《百年潮》2002年第8期。)的決定。根據這個方案,《紅旗》雜志于1988年6月16日出版了當年第12期后,即行停刊,共出版544期。

      《求是》是繼《紅旗》之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辦的理論刊物,創刊于1988年7月1日,為半月刊,每月1日、16日在北京出版。《求是》創刊以來,大體上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創刊至1989年8月,為中共中央委托中央黨校主辦的全黨理論刊物,歷時一年零兩個月,共出版了28期。這一時期,主要通過發表中央領導同志,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中央部委負責同志的文章傳達中央的精神,著重對理論和政策方面的問題進行研究和探討,沒有發表過社論或評論員文章。第二階段:1989年9月至今,為黨中央主辦的理論刊物。《求是》通過發表社論、評論和重點理論文章,召開座談會、討論會等多種形式,加強了對基本理論問題及黨和國家重要方針、政策的宣傳,指導性和權威性明顯增強,影響面迅速擴大,在黨的宣傳思想戰線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綜上所述,中共中央機關報刊的歷史,充分表明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刊是黨和人民的喉舌,是輿論的宣傳者和鼓動者,真實反映了我們黨思想路線變化的軌跡,生動記錄了我們黨理論水平提高的過程,忠實記載了我們黨英勇斗爭實踐的業績,值得今天對其進一步挖掘、整理和研究。〔作者姜中衛,中華文化交流與合作促進會臺港澳部主任〕

      鏈接:

      《黨史研究》雜志創辦始末

      楊往夫 于吉楠

      鏈接:中共黨史網http://www.zgdsw.org.cn/n/2013/0904/c222139-22805161.html

      2013年09月04日13:54

      來源:學習時報

      1980年1月,在胡耀邦同志的倡導下,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黨史研究》創刊了。它在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之初,為研究中共黨史、交流研究成果、總結歷史經驗、進行撥亂反正、積累文獻資料,開辟了一個嶄新的園地,受到黨史工作者和廣大讀者的歡迎,每期最高發行量達到8萬多冊。我們作為當事人,根據個人所了解的情況,談談《黨史研究》雜志創辦始末。

      《黨史研究》應運而生

      《黨史研究》雜志是適應當時社會歷史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

      粉碎“四人幫”后,黨中央號召全黨研究黨史。中央黨校副校長胡耀邦領導黨校率先開展黨史研究,提出“應當以實踐為檢驗真理、辨別路線是非的標準,實事求是地進行研究”。黨史教研室陸續選擇若干專題進行研究,不斷取得新的成果,使中央黨校成為研究黨史,進行黨史領域撥亂反正的一個重要陣地。

      1979年2月,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等80個單位的129位代表在杭州大學舉行黨史教學和黨史講義編寫座談會。會后,以全體代表的名義寫信給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反映黨史研究和黨史教學中存在的困難,主要是:沒有領導機構;沒有資料;沒有園地。建議出版黨史資料和創辦一專門研究黨史的理論刊物。2月23日,胡喬木將此件轉給中央宣傳部部長胡耀邦(當時仍兼中央黨校副校長)。2月24日,胡耀邦批示:“穆之同志(時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我贊成先由黨校負責黨史的資料收集工作和出版一個黨史研究刊物,請同黨校一商。”2月27日,朱穆之將胡耀邦的批件送交中央黨校副校長安子文。

      3月7日,中央黨校教育長宋振庭將胡耀邦批件交副教育長吳江、范若愚、桑子楨和黨史黨建教研室傳閱,征求意見。那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還沒有成立,由中宣部牽頭、多家聯辦的方案一時也落實不了。中央黨校領導決定還是按照胡耀邦的意見,先由中央黨校負責把黨史研究刊物辦起來。黨史教研室從9月起,開始辦刊的籌備工作。12月,《黨史研究》第1期的主要稿件編好后,送胡喬木審閱。12月20日,黨史教研室給胡耀邦寫信,報告編輯工作情況并送上第1期的目錄。12月21日,胡耀邦批復:“喬木同志已同意,我沒有什么意見。請注意,把質量放在第一位,可有可無、空洞無物的東西不要。事實要反復核對清楚,論斷要十分慎重從事。”

      在胡耀邦、胡喬木的親切關懷和指導下,《黨史研究》雜志按原定計劃,于 1980年 1月,同讀者見面了。

      黨史領域的撥亂反正

      《黨史研究》的創刊號沒有《發刊詞》,但同期發表的中央黨校副校長馮文彬寫的《加強對建國三十年黨史的研究》一文,說明了當時黨史研究的目的、任務和指導方針,實際上起了發刊詞的作用。文章認為:黨史研究的重點應是社會主義時期,特別是“文革”十年的歷史;《黨史研究》的首要任務是撥亂反正;撥亂反正要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為指導,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方針,用實踐檢驗是非,還歷史的本來面目,尋求社會主義時期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因此,《黨史研究》從創刊時起,就配合黨的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和重要冤假錯案的平反,旗幟鮮明地進行黨史領域的撥亂反正。1980年第1期發表了《關于國民黨造謠誣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文件》和《所謂“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問題的真相》。第2期發表了批駁林彪、“四人幫”誣蔑陷害劉少奇的《〈天津講話〉始末》。這3篇文章,都是經胡喬木親自審閱后發表的,產生了很大影響。接著,陸續刊登的撥亂反正文章,涉及劉少奇、彭德懷、賀龍、張聞天、李立三、瞿秋白、鄧子恢等眾多黨史人物;涉及農業合作化、1956年反冒進、八大會議、“反右派”、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反右傾”、八屆十中全會、四清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等重要歷史事件,推動了黨史領域的撥亂反正。

      上述文章的作者,主要來自中央黨校、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軍事科學院、政治學院、軍事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等單位,以及全國各地有關的黨史教學和研究單位。他們的研究成果,在黨史領域的撥亂反正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辦刊走上正規化

      為進一步辦好《黨史研究》,1984年 11月,中央黨校校委會決定成立《黨史研究》編輯部,任命于吉楠為主編、王仲清為副主編。原來的編輯部有名義,沒有機構,校委領導宋振庭分管《黨史研究》,黨史教研室副主任楊往夫為辦刊負責人。在黨史教研室內設刊物組,組長何明,先后參加刊物組工作的有:沈亦清、王德夫、李文、黃少群、李玲玉、楊奎松、佟英明和于吉楠。

      《黨史研究》編輯部成立后,建立健全了組織機構,新調入李宗禹、榮維木、趙剛、梁剛、柳建輝、任貴祥等同志。同時,加強制度建設和稿源基地建設,使編輯部的工作正規化。

      《黨史研究》的內容也有了新的變化。隨著黨的指導思想撥亂反正任務的完成,黨史研究的重點開始轉向黨史事件和人物的深入研究。不久大專院校的中共黨史課改為中國革命史課。在新的形勢下,編輯部確定今后的工作方針是:以黨史為主,兼及中國革命史;黨史以社會主義時期為主,兼及民主革命時期;黨史以研究文章為主,兼及文獻資料等其他欄目。同時,編輯部按專題組織黨史研究文章,如:紅軍長征、一二九運動、西安事變、抗日戰爭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中國前十七年、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等,受到讀者的歡迎。

      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黨史研究》擴大了發行范圍。1980年創刊時,為內部發行。1982年,經中宣部同意,改為限國內發行。1985年6月,經文化部同意改為國內外公開發行。10月,胡耀邦為《黨史研究》題寫了刊名。《黨史研究》辦出了自己的特色,開創了新的局面。

      為了使《黨史研究》雜志更好地長期辦下去,經中央黨史領導小組胡喬木同意,中央黨校和中央黨史研究室雙方領導商定新的方案。1987年8月20日,《黨史研究》和《黨史通訊》發表“合并啟事”,宣布:“為了進一步推動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的研究、宣傳和教學工作,遵照中央關于整頓報刊的指示精神,《黨史通訊》與《黨史研究》決定合并,自1988年起,刊名改為《中共黨史研究》,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

      1987年底,《黨史研究》終刊,完成了自己承擔的歷史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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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Admin 時間:2014/6/23 16:36:27 閱覽:1186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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